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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照:彼得‧杜拉克是最后一代的「文艺复兴人」

2020-07-17

杨照:彼得‧杜拉克是最后一代的「文艺复兴人」

旧时代欧洲文明留在彼得‧杜拉克身上的──他没有二十世纪以降明确的专业训练限制,他从来没有习惯问单一学科内的制式问题,他的眼光里没有学科壁垒。

他不是社会学家,不是心理学家,也不是经济学家。他没有从纯粹社会学、心理学或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企业与企业管理,甚至,他没有从纯粹的任一学门角度来看待他所处的世界。

他是个「文艺复兴人」(Renaissance Man),丰富多样的知识掌握,无法用现代观念、现代规範予以描述。即使最信仰最崇拜杜拉克的人,大概都说不出杜拉克的学问来历吧!他是哪所学校哪个科系毕业,专攻什幺样的硕士博士论文题目?

用这种框架去套杜拉克,注定失败。他的来历,是老欧洲的贵族梦想──人文教养(Bildung)。相信知识、学问不是技术技能,而是让人能够脱离自然、野蛮状态,臻及人文化境的手段。文学、历史、哲学、科学当然都在应有的学习内容中,但念文学不是为了培养文学家或文学研究者,念历史也不是为了培养史学家⋯⋯这些都是通往一个完整人文视野的多重管道。

杜拉克是最后一代接受这种「无用之用」人文教养的欧洲人。从一个角度看,时代开了他巨大的玩笑,等他吸收了这套人文教养后,人文教养赖以存在的社会就瓦解消失了。「战前」与「战后」最大差异正在这里。第一次大战后,历史的力量逼着每个社会放弃高蹈的人文理想,改持可以用数字计算的利益衡量法,原本人文教养中的贵族,快速沦夷为新时代不合时宜无用的累赘。

的确,我们看到许多杜拉克同辈的欧洲菁英,在二十世纪快速没落。他们或者自命清高、郁郁而终;或者和周遭环境格格不入,孤独以没;或者愤世嫉俗成为别人眼中的怪物。最悲哀的,他们愈有学问,知识愈丰富,反而只是愈显示出他们的无能无用,与时代现况的荒谬落差。

杜拉克不然。他拥有惊人的适应能力,却又能不抛弃身上由人文教养锻鍊而来的眼光与基本价值,所以他应付新的学术专业潮流的方法,既不是逃避,也不是驯服顺从,而是—用自己的能力,打造一门之前不曾存在过的新专业。杜拉克开创的,当然就是「管理学」。在杜拉克之前,没有「管理学」这门专业,因为杜拉克,才有「管理学」。「管理学」奠基的开端,是一九五四年出版的杜拉克鉅着《彼得・杜拉克的管理圣经》(Practice of Management)。
半个多世纪来管理学蓬勃发展,管理学的运用日益多元,今天从企业、行政一直到艺术、运动都有其「管理」的分支门号,这样的热闹局面,让我们格外难以回首想像「前管理学时代」会是怎样的荒凉景况,也就格外难以追问一个关係管理学出生命运最简单、又最关键的问题。

如果没有杜拉克,还是会有管理学吗?乍听之下,这个问题蛮夸张蛮荒谬,因而也蛮容易回答的。有企业组织就会有管理的需求,不是吗?人事要如何安排、流程要如何安排、会议该怎幺开、利益该怎样产生⋯⋯有没有杜拉克,企业、公司都还是得解决这样的问题,不是吗?

是,但让我们分辨清楚,这些问题的解决,是管理的实际做法,却不必然是「管理学」。杜拉克没有发明管理上千千百百种实际的做法,杜拉克发明创建的是「管理学」。「管理学」把千千百百种实际做法统纳进一套系统里,然后寻求这套系统的内部价值与内部逻辑。

有管理实际需求,不必然会有管理学。我们甚至可以讲得更精确些,正因为有管理实际需求,所以很难有管理学。管理做法因应各种不同变化情境产生的办法,里面充满了高度即兴、弹性风格。有那幺多种不同的企业,从事那幺多种不同的生意,面对多样且多变的市场,管理做法必然因公司而异、因人而异,必然五花八门,怎幺可能统合成「管理学」?

是靠杜拉克惊人的能力,才将管理做法整合成管理学,然后将管理这件事颠倒站立起来。一九七三年的鉅着,标题讲得明白透彻:《管理的使命、责任、实务》(Management:tasks,responsibilities,practices),要有使命有责任,才能讨论实务、理解实务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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